【重磅论衡】最新观点约翰·米尔斯海默:现实主义与克制战略

米尔斯海默近期在HorizonS杂志上发表撰写的雄文,作者从现实主义理论角度出发,提醒外交界需要正确认识民族主义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呼吁美国应摒弃由来已久的自由主义霸权,采取克制的外交政策。聚焦国内建设,而不是不切实际的四处点火。国关国政外交学人现进行全文编译,以飨学术。

当一个强大的国家行为体在追求自由主义霸权时会发生什么(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推动的)笔者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为了理解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我们首先有必要理解它是如何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两者都深刻地影响着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系。在为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进言献策之前,本文将首先研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首先以总结的形式陈述本文主要的观点。首先,美国应该放弃自由主义霸权的宏伟目标。因为这种对外政策不仅容易导致失败,而且往往会把美国军队卷入到代价高昂的全面战争行动中,最终使得美国输掉一场场的感性战争。其次,华盛顿当局应该采取基于现实主义理论的更为克制的外交政策,并清楚地认识到,极化的民族主义会限制一个大国行为体的战略回旋余地。虽然在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理论不是永久和平的公式,但是,事实上,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将意味着比以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对外政策更少的军事失利和更多的外交成功。民族主义使得在海外的雄心壮志变得毫无必要….简而言之,在现在的战略条件和国际环境下,美国应该将学会战略克制视为一种传统美德。美国放弃自由主义霸权,采取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两个密切相关的考虑因素:即国际体系的未来结构(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全球权力分配的比重),以及民主国家在选择对外政策时的能动性或自由度。

众所周知,一个强大的国家行为体只有在一个单极体系中,才能追求霸权自由,在这个体系中,它不必担心来自其它大国行为体的威胁。另一方面,当世界是两极或多极的时候,大国行为体将别无选择,只能按照现实主义者的指示行事,因为一定会存在一个或多个竞争行为体。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单极世界正在走向终结,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崛起过程。如果是这样,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放弃自由主义霸权。但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美国也将不得不与一个隐性的竞争对手展开显性竞争。也许对手会面对一系列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体系将仍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单极。那么,放弃自由主义霸权也就无从谈起。长期以来,十字军情结深深植根于民主国家行为体的脑海里,尤其是他们的精英阶层,常常很愿意想当然地按照自己的形象去重塑世界。

换而言之,民主政权在面对拥抱自由主义霸权的机会时,常常缺乏自主分析的客观性。然而,一旦我们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霸权导致一个又一个政策的失败时,我们便十分合乎情理地希冀着,自由主义者们会幡然悔悟,放弃那种充满缺陷的战略,转而采取一种基于现实主义和健康民族主义精神前提下的更为克制的对外战略。当然,国家行为体常常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和获得进步。

正如笔者一再强调的,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teveatmeadowland.com/,马塞尔-里瑟自由主义是好的政治秩序。虽然它并不完美,但是却能够在竞争中制胜。然而,在国际关系领域,自由主义却无法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在自由主义理论的视域下,拥有精英群体和霸权依赖的国家常常会在国内外陷入到严重的麻烦中。此外,在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下,美国通常最终会伤害其他国家,包括向她寻求帮助的国家。与西方的传统智慧相反,自由主义并不是促进国家间和平的力量源泉。尽管作为一个政治体系,它有诸多的优点,但对于外交政策而言,它却是一份糟糕透顶的指南。

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一种动态的心理驱动。其认为所有的行为体,都有一套不可剥夺的权利谱系。保护这些权利谱系,应该凌驾于其他任何考虑之上的观点,为自由主义政治家们进行国际干预创造了强大的动机。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 这种推动民主国家使用武力转变他国政体的逻辑,不仅仅是因为对人权的确保,还是因为他们常常妄想,自由民主政体不会存在冲突与攻讦。因此,保障人权和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完全自由的国际体系。自由主义者呼吁,建立全新的国际组织和打造开放的国际经济生态,这些措施也都有利于和平。但是,自由主义者还有另外一条自相矛盾的路径:阻止干涉他国政治。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不可能在首要原则上达成普遍性共识。

自由主义者可能会认为,自由主义的基本逻辑适用于国际政治,因此会倾向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理论观点。但在实践中,尽管他们不承认或者不愿意承认,却并没有这样做。自由主义者们常常要求,世界的强国行为体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维护民主国家制度的体系,因为在他们看来,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家行为体和国际体系中,个体的自由很难得到保证。实际上,鉴于这种信念,拥有强大自由主义思潮的国家对外采取高度干涉主义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行为体遇到了严重的麻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包括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行为体,对个体权利的支持并不像自由主义者想象的那么深入,这意味着,客观体制转变,通常是一项艰巨的国际任务。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最终也会与民族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平衡性发生冲突。当这些“主义”发生冲突时,自由主义无法与其他任何一种“主义”相匹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比自由主义更符合人类的本性。民族主义是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政治意识形态,其影响力远远大于自由主义。此外,主导这一体系的大国行为体通常都遵循现实主义原则,这给那些奉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国家带来了重大考验。约翰·米尔斯对于美国而言,放弃自由主义霸权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自由主义霸权对美国的正面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美国应该在海外推行一个更加务实有效的政策。此举也将意味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者接受现实主义。

大多数学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会把现实主义与竞争冲突的字眼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也是现实主义在民主国家如此不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都不喜欢冲突和斗争,在现实主义者看来,有限的战争与理性的冲突,在治国方略中是有效且合理的工具,既可以用来维持权力平衡,也可以用一种有利的姿态,实现权力的转移。现实主义政治的拥护者们常常低估国家间合作的前景,此外,他们认为,国家必须为自己的安全提供保障,因为他们在一个没有绝对权威来保护他们的世界里运行。为了改善他们的生存前景,这些国家除了争夺权力,毫无办法,这可能是一个残酷而血腥的行为——现实主义的确不能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和展望。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现实主义者通常不如自由主义者那么好战,即使自由主义者拒绝接受武力是治国方略这一论点,但他们仍然强烈地倾向于使用武力来维护世界和平。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政治学家瓦莱丽•莫克维(valerie morkevi ius)观察到,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在2003年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而美国三位最杰出的正义战争理论家(让•艾尔斯坦(Jean Elshtain)、詹姆斯•特纳尔•约翰逊(James Turner Johnson)和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却持积极态度。她总结道: “人们往往认为,现实主义者更支持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留于理论。但我认为却恰恰相反:正义战争理论比现实主义理论产生了更强烈的开战倾向。”

许多现实主义者实际上相信,如果大国按照权力平衡的逻辑行事,那么她们之间几乎不会爆发任何战争。这些“防御型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通常惩罚侵略者,而最后战争进程的推动,也往往来自于国内政治的渐变因素。换句话说,大国的战争与冲突,大多数都是由非现实主义者所为。这一观点在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的重要文章“Realists as Optimists”的标题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其他著名的重要人物包括 Jack Snyder,Stephen Van Evera,甚至沃尔兹(Kenneth Waltz),有时被错误地理解为,无政府状态是导致行为体采取侵略行动获取权力的症结。另外两位现实主义者,塞巴斯蒂安 · 罗萨托和约翰 · 舒斯勒,为美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他们称之为“免战而安的秘术”。

历史学家马克•特拉滕伯格(Marc Trachtenberg)以防御型现实主义者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他明确指出,遵循现实主义的指令会获得一个相对和平的世界,而按照他所谓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行事,则会导致无尽的冲突与挣扎。他对世界历史的解读说明,“只有当各国未能进行有效作为,使权力政治条款合理化时,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当国家行为体“把权力资源浪费在游说说教、推行帝国主义或兜售意识形态上”时,冲突就发生了。现实主义是“和平理论”的核心,要让人们认识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简而言之,“权力政治并不是冲突的根源。”

笔者并不能完全同意上述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国际体系的结构往往迫使大国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有时甚至挑起战争。国际政治是一件令人讨厌和野蛮的事情,不仅仅是因为误入歧途的自由主义者或其他恶毒的国内政治力量,影响了国家的对外政策。更是出于现实主义的原因,导致大国行为体偶尔也会漫无目的。尽管如此,即使国家行为体按照更为严苛的现实主义版本行事,但它们挑起或参与的国际战争可能比遵循自由主义原则的国家要少的多。

有三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像我这样的进攻型现实主义者,也不像普通自由主义者那样,盲目主张战争。

首先,由于在现实主义指令下运作的大国行为体,首要关心的是全球力量配比的最大化持有,他们进行战争的地区是十分有限的。这些地区包括大国所在的周边区域和更为遥远的地区,要么是另一个大国的势力范围,要么是重要战略资源的所在地。对于美国来说,西半球以外的三个地区在今天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欧洲和东亚,因为那里有其他两个大国竞争者;中东地区,因为它是石油的象征。这意味着美国不应在非洲、中亚或波斯湾以外的中东地区进行战争。在冷战期间,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避免参与“第三世界”的战争,因为那里到处都是没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小国行为体。几乎每一个现实主义者都曾反对过越南战争,因为越南的命运对全球力量平衡没有什么实质的战略意义。与之相反,自由主义者们却认为,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都是潜在的战场,因为他们致力于在任何地方保护人权,将所谓的自由民主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非常愿意迅速的实现这些目标,如有必要,自然不会放弃使用武力的选项。 简而言之,尽管现实主义者对使用武力的区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但自由主义者却依然信马由缰。对他们来说,切身利益无处不在。

其次,现实主义者倾向于谨慎使用武力,甚至是武力威慑,因为他们认识到,力量平衡的逻辑将迫使其他国家行为体尽全力抗击侵略者,即使它们是民主国家。当然,平衡并不总是有效的,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会发生战争。大国尤其警惕自己的安全困境,当他们感受到威胁时,总是果断采取霹雳措施保护自己。这种谨慎解释了,为什么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领导人一直固执地反对北约东扩,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美国现实主义者也反对北约东扩。然而,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摒弃力量平衡的逻辑,认为平衡与二十一世纪毫不相干。这种想法有助于让自由主义者在使用军事力量方面比现实主义者受到更少的限制。

第三,现实主义者大都是克劳塞维茨主义者,因为他们明白,参战有时会让国家行为体收到意想不到的后果,而这个后果有时是灾难性的。事实上,所有的现实主义者都认真对待这一基本事实,因为他们仔细研究过战争,并了解到那些将自己的国家带入战争的领导者有时会对战争的结果猝不及防。现实主义者很难确定一场战争最终会如何发展,这一事实的本身,就使他们对于发动战争持谨慎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永远没有意义,有的情况则必须亮剑。而自由主义者通常在智识水平和教育背景上不是研究战争专业的学生,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倾向于把战争当作一种常规的的治国方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不太可能出现在他们的阅读清单里。因此,他们往往对战争的复杂性及其导致的不可控结果的潜在可能性毫无敏感。战争理论描绘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随时爆发的战争令人习以为常。此外,现实告诉列强,应该寻求维持最强大国家的有效途径。并且在中东及西半球捍卫霸权,确保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行为体能够主宰它,从而成为一个无与伦比的利益持有者。

最后,正确理解民族主义如何限制大国行为体,尤其是在与小国的关系方面,为美国采取克制政策提供了进一步的理由。简要分析冷战期间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如何考虑对小国的干预,表明他们不仅没有意识到国家主义如何限制华盛顿干预其他国家的能力,而且也没有明白,这对美国的战略优势将起到哪些负面影响。民族主义和遏制战略,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美国领导人常常担心,这些举动会影响到世界各地的小国们。当然,苏联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是一种具有广泛吸引力的普世价值。作为一个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社会主义的大国。在苏联的赞助下,越来越多的国家登上了民族主义的帆船,莫斯科在某一时刻占据着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这种现象被称为多米诺骨牌理论。美国对这种威胁的反应是尽一切可能进行遏制。

这个策略注定要走向失败。在任何国家,甚至是自己的国家,都是困难的。问题是多方面的,阻力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民族主义一直存在,民族国家始终喜欢民族自决。干预措施之所以失败,也是因为干预力量无法理解目标国家的文化意涵和政治生态。在许多情况下,外国人甚至都不会讲当地的语言。当一个国家试图使用军事力量来改变另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景观时,问题就再一次加重了,正如美国在冷战期间的越南以及后来的阿富汗和伊拉克那样,暴力的产生将使我们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压迫者,进一步使原本简单的地区问题复杂化。这并不是否认在冷战期间美国的所有对外政策。但是,成功的干涉也常常对美国领导人产生反噬。例如,1953年和1979年发生在伊朗的军变。正如 Lindsey orourke 所说,美国政府大多数的政策尝试,甚至没有达到他们的短期目标就失败了。美国的干预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其他国家的公民在冷战中被美国及其盟友杀害的人数是惊人的。最为糟糕的是,这些干预常常是毫无必要的。

多米诺骨牌理论并没有对任何严重的威胁做出实质的考据:它仅仅是假定,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将主导当地人的身份认同和对民族自决的渴望。但事实并非如此。提出者缺乏常识:当地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本土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要比强大得多,就像它比自由主义强大得多一样。民族主义是关于自决的意识形态。国家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他们的领导人虽然是善妒的柠檬。但主观上仍然想做符合国家利益的事情,而不是被其他国家所左右,即使是那些和他们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也不能容忍。冷战期间,东欧对接受莫斯科的订单深恶痛绝,这一点也不奇怪。USSR的解体也绝非偶然,“傀儡国家”名义上的存在比实际上更多。与此同时,美国过度介入小国事务的冷战政策,恰恰是错误的战略。华盛顿本应采取不干涉的政策,而不是试图控制他们的政治倾向。一个小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取向(与美国合作或反对美国)其实是无关紧要的。贯穿整个冷战时期,明智的策略应该是不去影响小国的领导者,而是集中精力与代理人合作,以切实保证本国的利益。 简而言之,在冷战期间,美国本应该更加开放地寻求与红色国家的友好关系(中美),就像偶尔与民主国家发生不友好关系一样。

越南的例子进一步证明了普遍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及国家利益的力量源泉,当然,国家利益与民族主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既是一个者,也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对与美国交朋友很感兴趣,但杜鲁门政府愚蠢地拒绝了他的提议。美国最终与越南打了一场漫长而残酷的战争,主要是基于多米诺骨牌理论的误导性恐惧。以至于在这场不必要的战争中遭受了决定性的失败。

对于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来说,引诱和诋毁对方都是一个明智的策略。然而,双方的政策制定者仍然很难在这些方面进行建设性思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如何正确运用民族主义的力量,而是高估了普世价值。然而,历史的记录表明,大国与小国打交道的最佳策略是避免卷入国内政治议题ーー当然,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要进行入侵和占领。强大的国家应该试图吸引他们的竞争对手进行积极的干预。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有效的把握,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包括美国,也应该奉行克制的外交政策。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理解这一战略,而是试图按照自己的印象去塑造世界,那么很可能就会面临无休止的麻烦。

美国的对外政策常常会抵制,任何放弃自由霸权,追求采取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动机。和共和党都热衷于在国外推广自由主义,尽管这项政策几乎每一次都失败了。尽管美国公众都倾向于保持克制,但执政的精英阶层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很少关注公众的意见,直到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然而,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情况即将发生变化,原因已经超出了外交政策机构的理解和控制的范围。由于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国际体系的结构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这一事态很可能使华盛顿重新成为全球的焦点,因为在国际体系中,有其他大国存在的情况下,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几乎是不可能的。后冷战时期以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从不担心全球力量的平衡问题,但是,单极体系似乎是短暂的,这意味着美国将再次把目光聚焦其他大国。事实上,引用防长詹姆斯 · 马蒂斯的话:“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大国竞争再次成为现实 ,大国竞争,而不是,现在是美国的主要关注点。在世界战略大三角的形态下,肯定会存在安全困境,甚至是武力冲突。美国将别无选择。”

尽管如此,自由主义很可能还会继续以式微的方式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因为传播民主的冲动,现在已经深深植根于外交政策机构的核心中。尽管大国竞争将防止华盛顿当局完全拥抱自由主义霸权,但在海外追求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的诱惑将永远存在。除了这种挥之不去的,在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内核边缘,采取自由主义战略的倾向,美国外交仍然存在风险。政策制定者们不能完全理解各国的民族主义思潮,限制了他们干预他国的能力,就像限制了敌人征服美国的能力一样。他们未能理解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且不能保证,他们在未来会怎样面对这种影响。即使现实主义回归,自由主义霸权面临消亡,仍然必须再次强调,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的危险性,以及民族主义限制大国行动能力的重要性。

有人可能会怀疑,俄罗斯是否会对美国构成挑战,即使中国不会。美国在20世纪的三个主要劲敌——德国、日本和俄罗斯——正在相互竞争,在未来几十年里,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强大。中国是这个星球上唯一 一个有可能以有意义的方式挑战美国实力的国家。换句话说,这个体系不会保持多极化很长时间,遥想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策制定者可以自由地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因为他们再也没有什么理由担心,美国在全球力量平衡中的位置。即使是进一步随之而来的外交灾难也不会危及美国的安全,因为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大国能够威胁到美国的地位。

如果这种情况成真,华盛顿是否有希望放弃自由主义霸权,采取克制而不是永久战争的外交政策。毫无疑问,要让美国停止在海外推行自由主义,是很困难的。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经历在这里颇具启发意义。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他强调他将结束美国卷入的两场战争,并避免美国介入新的冲突,集中精力在国内而不是国外的国家建设上。但他未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当他监督美军参与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更迭时,阿富汗战场仍在激烈的战斗。他在2011年从伊拉克撤出美国军队,但在2014年又将他们派回伊拉克,对叙利亚-伊拉克地区的伊斯兰国发动战争。2017年1月卸任前,他接受了《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一系列充满希望的采访,从采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明白《华盛顿剧本》存在的严重缺陷,但他却一直在按照《剧本》的规则上演闹剧。因为他根本不是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机构的对手。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线希望的。强大的国家不会遵循一种被误导的战略而一成不变。之所以认为美国能够超越自由主义霸权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人常常在看到事物的长期结果后有毅然放弃,绝不徘徊的优良传统。一旦这个策略被尝试并且它的漏洞愈加清晰,那么转向和转型就会被迅速提上议事日程。2016年的总统选举表明,自由主义霸权是脆弱的。唐纳德 · 特朗普的对外政策,挑战了自由霸权的每一个层面,他一次又一次地提醒选民,这对美国是十分不利的。最为重要的是,他承诺,如果当选总统,美国将挣脱不必要的自由霸权纠葛。

虽然外交政策常常不是美国大选的中心议题,但特朗普对自由主义霸权的反对,或许也帮助他赢得了许多选民的支持。有人可能会说,特朗普的竞选辞令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外交政策精英会驯服他,就像驯服他的前任一样。毕竟,当奥巴马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他就曾挑战了自由霸权,但作为总统,他被迫按照华盛顿的剧本行事。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特朗普身上。事实上,已经有一些证据表明,外交政策的破与立,使得特朗普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虽然他最初的政策显示出其与前任政策存在相当大的延续性。为了确保美国不会重返自由主义霸权时代,当务之急是提出一个对特朗普而言是独立参与者的游戏计划。

首先,放弃自由主义霸权的最佳途径是建立一个反精英的美国政府,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制定外交政策。一个好消息是,现在已经拥有一个小而精的外交约束核心团队,可以作为选择的基础。这项任务应该是可行的,因为大多数美国人都在不断地学习, 有学习能力的美国人至少应该考虑一个替代型的外交政策。尽管精英阶层中的许多人无疑会坚持自由主义霸权,并试图更成功地实施它,但其根本缺陷无法克服。 历史使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国大部分外交政策的确立,需要归功于现实主义和克制主义的大师们。正如新闻记者斯蒂芬 · 金泽在《新旗帜》一书中阐明的那样,美国毕竟有着精英级别的战略克制传统,他在书中描述了19世纪末帝国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之间发生的巨大争论。在整个二十世纪,克制主义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辩论中,令人望而生畏的存在。因此,正如金泽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这些试图推动美国采取更加谨慎和克制外交政策的人,已经站在了巨人们的肩膀上ーー美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们率先阐述了这些观点,并把他们的论点变成了典型且纯粹的美式理念。”

赢得外交政策机构中年轻人的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这应该是可能的,因为这些新人在自由霸权方面的耳濡目染尚不深刻,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更有可能对新思想持有开放的态度。那些希望控制美国外交政策的精英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制度,让他们能够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一信息应该针对广大美国公众以及政治家和外交决策者。公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因为它可能会助推克制的论点。大多数美国人更喜欢解决国内的问题,而不是发动无意义的战争和妄图统治世界。与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不同,他们并不热衷于自由主义霸权,所以应该可以说服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自由主义霸权。公众对自由霸权不满的最好证据是,总统们都是通过反对它而得到总统职位的。而持肯定意见的希拉里 · 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2008年和2016年,两次输给了奥巴马,后来又输给了特朗普。

换句话说,兜售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需要诉诸于民族主义,这意味着要求每个美国民众认真思考,什么对他们和他们的同胞最具意义。这并不是要求他们采取强硬的国有化态度,将其他团体和国家妖魔化。而是强调追求,几乎可以说是排他性政治的考量,仅仅只有一个标准:对美国人民最有利。

首先,美国是有史以来最稳定的大国,因此不需要干涉地球上每个国家的政治事务。其次,自由主义霸权根本不起作用。它被尝试了二十五年,留下了徒劳的战争,失败的外交,和日渐削弱的声望。最后,自由主义霸权让美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论是生命还是金钱。阿富汗和伊拉克正在进行的战争预计耗资超过了5万亿美元。这些钱本可以用在教育、公共卫生、交通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上,这还仅仅是几个稍加投资的领域,就可以使美国成为一个更加繁荣和宜居的国家。

然而,或许自由主义霸权最大的代价,是它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破坏。在一个沉迷于战争的国家,个人权利和法治将不会得到很好的保障。你肯定会遇到这样的争论:向美国民族主义示好是自私的,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有资源和责任去帮助世界各地的人民。如果自由主义霸权像宣传的那样起作用,这种论点或许是有道理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为美国政府在后冷战时期的失败政策付出最大代价的恰恰是国际友人们,他们不幸生活在美国政策制定者要求更迭的国家。看看今天的大中东地区,美国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灾区。如果美国人想要促进民主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集中精力,树立榜样,搞好国内建设。以现实主义为基础,调整现行外交政策。每一个美国人,都必须了解,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危险性和克制战略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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